在日本战俘营里，被敌人拿枪指着强迫修建大桥，如果是美国人，他们一定首先想的就是自由，就是想方设法地逃跑，希尔斯正是如此；要是法国人呢，他们应当在战俘营里追求享受，即使劳累也不忘追女人或是搞艺术（当然，没有女人），因此最大的合理性就是与日本人谈法国文学……那么英国人呢？比如说本片的主人公尼尔森上校。

尼尔森上校可能是最好的军人，同时，他也是一个最差的军人。在他与日本人的冲突中，尼尔森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的行为规范，他很有礼貌的，客气却冷淡，近乎偏执地强调《日内瓦条约》中关于军官不应当参与战俘营劳动的规定。虽然他是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当着俘虏，但是他的精神上根本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（这一点倒是跟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有些相似），他们是来自东方的下等民族、野蛮人，而在尼尔森看来只有遵守战争规则的上等人、贵族和绅士，才能与他同处于一个档次上——当然，主要是指精神档次。

正是这种来自“贵族”的尊严，而非简单的“军人”的荣誉感，使尼尔森成为帮助日本人建造桂河大桥的领导者。这样的巨大转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而如此自然地完成这次转变，也正是大卫?里恩的高妙之处。正如军医所说，“如此认真的帮日本人建桥，简直就是叛国行为。”但尼克森已经没有心思去考虑战争中的对立问题了，历经苦难和折磨之后（他不屈从于斋藤的暴力，也绝不是懦夫和胆小鬼），他满脑子都是大英帝国的尊严和古典主义式的荣誉感，他自豪地说：战争总会结束，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，建造这座桥的不是一群奴隶，而是一批英国军人。

于是悲剧发生了，没人故意制造悲剧，但是悲剧的结局往往就潜藏在看起来一本正经的事实后面，几乎没人能幸免，也没人能看得清，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幸福，去换取卡桑德拉的眼睛呢？然而，如果不可避免地身在其中，我们也只能像医官斯利普顿一样惊叹——疯狂，真是疯狂！